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医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次会议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

　　此后，毛泽东多次对发展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保护中医、发展中医药的政策，为中医参与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历史证明，在当时广大农村和城市近一半人口都由中医提供医疗服务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医和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温病学说基础上的辨证施治。我国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历史悠久，相关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被称为温病学（“瘟病学”）。历史上不仅涌现出吴有性、吴瑭、王士雄、余师愚等名医，同时也出现了《瘟疫论》《温热经纬》《疫诊一得》等代表性医学典籍，这些都为当代中医在传染病治疗上的推陈出新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资源。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辨证施治便是典型例子。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患死亡率一度达到50%。由于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关部门决定以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中医郭可明为首，组成中医治疗小组。郭可明在诊疗中发现，该病相关症状属于传统中医中“暑温”的范畴，于是灵活施治，治法以解毒、清热、养阴为主，方剂以清瘟败毒饮、白虎汤等为主方，对后遗症则结合针灸进行治疗，收到显著疗效，引起卫生部的重视（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92页）。

　　1955年，河北省召开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座谈会。根据该病发作的症状、时节，并参考其他省中医治疗经验，与会者一致认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符合传统中医中的“暑温、伏暑”理念，应遵照温病学说辨证施治。当时治疗流行性乙脑脑炎的有关经验，被称为“石家庄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1955年12月，卫生部对石家庄市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进行奖励，1956年2月5日，郭可明本人更是因在治疗乙脑上的突出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接见。

　　中药治疗传染病的运用和推广。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特定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现代制药工业的相对落后，西药不能满足我国现实的需求。党和国家决定加大对中药的扶持和研究力度，并尝试利用中药进行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经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福建等地有关鼠疫的治疗方法中，传统的验方、秘方一直为中医和民间所采用。

　　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张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省为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四川省主要利用川芎、苍术、桂枝、白芷四种药材制成“疟疾油膏”和“疟疾粉”治疗急性传染病疟疾。此外，针对流行性乙型脑炎、乙型肝炎、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四川省也都进行了中药治疗的研究和实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方剂和制剂型药物经临床实践证明疗效后也得到了推广使用。如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蒲辅周等人结合山东、北京、石家庄等地经验，总结出辛凉透邪法、逐秽通里法、清热解毒法等8种治疗方法，在每种治疗方法之下，专门配有方剂表，极具参考价值（蒲辅周、沈仲圭、高辉远：《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中医杂志》1957年第9期）。

　　中西医结合思想下的综合诊疗。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1954年至1959年间，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不仅先后成立了一大批中医医院、中医药学校和研究机构，同时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医学生和学徒。中西医结合在某些急慢性传染病综合临床治疗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除了伤寒和血吸虫病外，中西医结合在治疗白喉、猩红热、麻疹、肺炎、传染性肝炎等传染病上也有一定疗效。

　　民国时期，白喉曾经在我国流行甚广，危害极大。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开展了白喉类毒素预防接种。1959年，天津市白喉流行。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天津市儿童医院除开设两个西医病房外，还专门开设了一个中医病房，以中药进行治疗。针对患儿发热不高、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咳嗽无痰等症状，结合传统中医治疗原则，辅之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的病儿，则在中西医结合下，按照病情轻重综合施治。1959年该中医病房先后共收治白喉患儿107例，仅有1例死亡（何世英：《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天津医药杂志》1960年第7期）。

　　探索中医临床治疗传染病的规律。结合临床实践摸索中医临床治疗传染病的规律，是这一时期中医界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如，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中医江育仁为探索脑炎的发病机理及其辨证施治的治疗规律，有意识地对乙脑121例急性期、135例恢复期和后遗症期的病例进行全面观察。经过多年实践，发现运用热、痰、风理论指导治疗流行性乙脑的辨证施治，“似有一定的规律性”（江育仁：《有益的回忆》，《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再如，在血吸虫病的治疗上，江西中医杨志一长年奔走于农村疫区一线，经过临床观察和治疗实践，他认为应根据病人病情进行“分型论治”，并逐渐摸索出“六经”分类治疗急慢性血吸虫病的初步规律，引起了江西省卫生部门的重视和推广（周凤梧等主编：《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7～1208页）。对临床治疗规律的探索和归纳，表明中医在传染病治疗上不断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学理化，对于发展完善传统中医理论具有积极意义。

　　积极进行传染病治疗经验的交流。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与推动下，采取各种方式交流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经验，是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各种层次的经验交流活动中，都不乏中医的身影。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由著名老中医彭泽民担任委员会主任，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就乙型脑炎中药疗法、一般针灸疗法以及有关中药的出产、历史和药理等专题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从国家层面推广中医治疗经验也在同步进行。

　　比如，卫生部自1955年9月起向全国推广乙脑治疗的“石家庄经验”。1959年5月15日至27日，为交流和总结各地区防治急性传染病的经验与研究成果，推动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等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蒲辅周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白喉、猩红热、小儿麻痹症、麻疹、肺炎、传染性肝炎和中毒性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特别是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疗效能够达到90%~95%以上（《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资料选编》上，第130～131页）。

　　出身儿科世家的董廷瑶由于在1958年上海的麻疹防治工作中贡献突出，作为上海地区代表也受邀参会，并在分组讨论会上交流了解毒活血抢救麻疹逆症的成果，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董廷瑶：《能定能应谓之成：谈我的治学经验》，《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医的地位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肯定，并被纳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之中，中医药在防疫中的作用与表现，也有了明显改观。1960年4月，卫生部在上报中央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少疑难病症如晚期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聋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显著的效果，其中有一些的治疗效果已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版权声明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作者马金生，由云南中医编校推荐发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